经济“跌跌不休”，德国路在何方

【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青木】“德国经济形势日趋惨淡”，“研究机构预测，2023年德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萎缩0.6%”。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德国今年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出口疲软、物价上涨、能源短缺等现实问题仍引发国际舆论质疑德国是否会成为欧洲经济体。再次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病夫》的热议从今年年初一直持续到年底。 11月20日，德国财政部宣布冻结联邦预算后，《图片报》等德国媒体形容这是“一场真正的国家危机”。人们不禁要问：德国经济为何陷入衰退？这么大的国家为何20多年来两次被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德国解决“民族危机”的出路在哪里？

“红绿灯联盟”执政两年，民众有些沮丧

德国联邦统计局上周末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第三季度GDP较第二季度下降0.1%，同比下降0.8%。德国《商报》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迹象可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陷入衰退的前兆。除了全球经济疲软之外，德国高通胀导致私人消费支出下降也是原因之一。

“欧元区：病人不再是意大利人！”彭博社在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2日访问柏林时写道。 “她可以昂首面对德国总理肖尔茨，因为意大利的经济前景比德国好。 “德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近一年了，现在必须面临预算危机。”“意大利已经厌倦了德国宣扬健全公共财政重要性的做法。”报道援引米兰博科尼大学专家卡洛马菲的话说，俗话说“德国人也会犯错误”。

“德国又成了‘欧洲病夫’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八月号封面附有图片。图中，有一个正在输液的红绿灯人——，暗指德国执政的“红绿灯联盟”。虽然标题中带有问号，但仍然刺痛了德国人的神经。 20世纪90年代末，该媒体将德国称为“欧洲病夫”。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肖尔茨承认该国经济正在走弱，但强调德国还没有像“盎格鲁撒克逊媒体”（即《经济学人》）所说的那样。德国央行行长也表示：“德国不是‘欧洲病夫’。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很多人误解的说法。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德国现任联邦政府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民党于2021年12月8日组成。 《南德意志报》评论称，“红绿灯联盟”执政已两年，但德国仍面临技术工人短缺、能源价格创纪录上涨、数字化落后等困难，因此被贴上标签。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9月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德国可能是今年唯一陷入衰退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瑞士“沃森”新闻网24日发表文章称，经济上，法国一度被指责成为“欧洲病夫”，但现在该国正受益于马克龙总统的改革，而德国则仍处于动荡之中。德国商界人士对功能失调的“红绿灯政府”感到沮丧，并对法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吸引商界领袖、积极推动法国成为创新和投资之地”表示钦佩。德国《每日镜报》13日以《德国已成为“欧洲病夫”：中小企业日益担心竞争力》为题报道，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德国中小企业大型企业正在考虑重组公司。他们面临着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涨以及整体经济疲软。

谈及20多年来两次被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有德国学者认为，第一次有特定的客观因素：1990年10月两德统一后，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影响东德生产力相对较低。经济冲击。即便如此，拥有6000万居民的西德成功地将其“慷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展到了1600万东德人，同时重建了东德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因此，德国民众认为“今天德国的情况与1999年无法相提并论”。现在人们的情绪相对来说更加悲观。民意研究机构Forsa 10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预计德国生活水平将继续恶化，62%的人选择“主要原因是德国面临经济危机”。

住在汉诺威的迪克对目前的局势感到担忧。迪克和他的妻子一个是汽车公司的工程师，另一个是老师。他们告诉记者，一家人的税前月收入约为6000欧元，在德国算得上是中产家庭了。但扣除各种税费后，月收入还不到4000欧元。夫妇俩最不满意的是目前的能源政策和不断上涨的物价：“现在不仅物价高，房租也涨到了每月1500欧元，而且水、电、交通、孩子教育费等固定开支又增加了。”每月最多1,200 欧元。除去伙食费和娱乐费，每个月所剩无几。”

在那段困难时期，德国人受到邻国的“歧视”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21年前作为留学生来到德国。在他随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可以说他在德国两次被称为“欧洲病夫”。事实上，第一个称德国为“欧洲病夫”的人是德国本土经济学家沃尔克施米丁。施米丁于1998年在一项针对德国因统一、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高额社会保障缴款而引发的深度危机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说法。当时的背景是，自1995年以来，德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低于欧盟其他国家1个百分点，同时新兴市场的冲击导致德国出口行业需求下降。

记者还记得，2002年他刚到法兰克福时遇到的第一个出租车司机就戴着严重近视的眼镜。聊天中，他表示自己原本是一名产品设计师，但因为公司濒临破产而一度失业。他还表示，“与10、20年前相比，现在当出租车司机养家糊口并不容易。”当时，德国的失业率高达12%左右。许多德国人前往瑞士、丹麦等国谋生时遭受“歧视”。瑞士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瑞士人对德国人的反感最大，认为专业知识过硬的德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在柏林街头，记者看到汽车公司员工举行示威活动，抗议裁员和削减福利。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留学生和国际学者对当时的前景感到相当失望。他们原本对这个“诗人和哲学家的土地”、这个以“德国制造”而闻名的国家抱有很高的期望。由于经济困难，德国一些原本免学费的州开始向学生收取每年数千欧元的费用。这导致记者身边的一些人转学到其他国家或中断学业回国。

2003年，时任总理施罗德领导的联邦政府提出“2010年议程”，决心进行全面改革，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增强德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复苏和就业生长。 《2010年议程》被认为是德国二战后实施的最困难的社会改革。争议最大的“哈茨4号”失业援助计划于2005年1月正式生效。德国希望效仿英国等国，削减福利补贴，帮助失业者尽快就业，减少国家开支。然而，改变德国的困境并不需要一两年的时间。由于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在2005年一次重要的地方选举中落败，他别无选择，只能提前举行新的联邦选举。

“改革红利”“东方政策”创造“16年奇迹”

2005年11月，默克尔接手了前任施罗德留下的烂摊子。默克尔不仅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还在2009年和2013年大选中成功连任。 《德国之声》今年7月底发表文章称，《经济学人》首次报道德国为“欧洲病夫”14年后，德国的情况已正式好转。来自柏林和伦敦的经济学家又写了一篇文章，文章标题为《从“欧洲病夫”到“经济巨星”》，不少媒体表示，默克尔创造的经济奇迹也归功于她的前任施罗德。

“除了继续落实‘2010年议程’、推动新变革外，默克尔还高瞻远瞩地开始实施‘重返东方’。”柏林中国问题学者奥勒韦赫尔姆对《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表示，相关政策带来了改革带来的“改革红利”，帮助德国应对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帮助德国获得了摆脱“欧洲病夫”的标签。

在韦尔姆看来，引进东欧劳动力是默克尔政府成功的“东方政策”之一。 《法兰克福汇报》曾讨论过“就业热潮吸引东欧人来到德国”的话题，并总结道：“如果没有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我们就会遇到问题。”德国的快递团队中，不少人来自东欧国家。一位来自波兰的快递员告诉环球时报特约记者，他在德国从事快递工作已有14年多了。这项工作太辛苦了，德国人不愿意做。莱布尼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的研究显示，2020年约有130万名东欧国家技术工人在德国工作。

令魏赫尔姆印象最深的是，默克尔在任期间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德国经济也在这一时期创造了“16年奇迹”。在他看来，默克尔在16年任期内12次访华，成为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西方国家领导人。 “频繁访华有利于德中加强合作，实现双赢。”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默克尔任职期间及卸任一年后，德中双边贸易总额从2005年的611.71亿欧元增至2022年近3000亿欧元，中国已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连续七年。这让记者想起了德国西部的杜塞尔多夫。刚来德国时，当地朋友称这里为“日本城”，因为战后，日本企业与当地工业区、科技公司合作非常密切。如今，中国企业在杜塞尔多夫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过日本企业。许多中国手机公司和其他科技公司都在这里设立了欧洲或德国总部，每天运行的中欧货运列车也催生了“唐人街”一词。

“有了俄罗斯能源，‘德国制造’的生产就有了保障。”近日，德国一家大公司高管接受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谈论施罗德和默克尔时代的北溪天然气管道。谈到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我非常感动。 《明镜周刊》等媒体在回顾2001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联邦议院用德语发表演讲、德国汽车企业加大对俄投资等“往事”时表示，德国人曾经有一种“俄罗斯情结”，无论是施罗德和默克尔都非常重视对俄关系。

解决当前经济“三圈”问题离不开中国

谈及能源政策，德国一家大公司高管表示：德国政府不顾能源短缺的现实，关闭核电站。在俄罗斯能源进口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它不得不高价购买美国液化气和法国核电。这些做法大大增加了企业的不安全感。

也有德国学者对德国经济模式提出质疑，认为驱动德国经济数十年的“三圈”目前出现了问题。例如，贸易出口作为“外圈”。在快速全球化时代，出口推动了德国经济。但由于近年来美国等国保护主义抬头，德国已经无法再依赖其他国家的进口来刺激经济。又如中间一圈“制造业”。几十年来受益于强大工业的德国现在面临着能源价格上涨和数字技术落后的问题。最后，还有作为“核心圈”的汽车产业。由于电动汽车领域战略缓慢，德国汽车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冲击。

目前，德国将其国家预算的44.1%用于社会保障，并且不得不应对持续不断的移民问题。与此同时，德国在创新、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记者在德国多地采访时遭遇“网络盲点”。事实证明，这些地区并没有投资网络设施。

许多德国人认为，只要对症下药，本国经济所患的“病”就能治愈。今年8月，德国《商业内幕》网站发表文章称，施米丁表示：德国竞争力排名虽然下降，但有上升潜力；德国许多实力雄厚的中小企业仍然是全球隐形冠军，通常由家族经营。运营公司将不断寻找和调整解决方案，并寻找新的高度专业化的“利基市场”；德国仍然是欧洲高就业国家，只是缺乏熟练工人；国家有资金进行更多投资；政府改革意愿强。因此，德国仍然有可能再次成为胜利者。他认为，今天给德国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有点过分了。

德国政府也看到了问题，计划通过《增长机会法案》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例如，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承诺通过降低电价和800亿欧元的重大投资来实现增长。然而，这些措施尚未取得明显效果。

“如果德国想要重现经济奇迹并推动欧洲发展，可能需要制定‘2030议程’。同时，德国单纯依靠内部市场也不现实，还需要加强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魏赫尔姆告诉《环球时报》特约记者，德国政府今年7月发布首个“中国战略”，声称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实际上导致德国失去了经济发展的重大优势。他认为，德国现在比过去更需要中国的新技术和大市场。

据观察，德国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比如，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限制中德双向投资。许多德国企业高度重视中国因素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无论是德国与中国、欧洲与中国之间都不可能“脱钩、断链”。德国要想解决“三圈”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德国《时代周报》最近报道称，尽管存在诸多政治争议，德国企业仍愿意继续增加对华投资。